引发一片扼腕之声的“龙凤胎”父母文姨夫妇已经离世一个月，但是带给广州尤其是相关医疗机构的震撼却并未消散。
因为这样的故事并不是孤例。记者查阅资料发现，近年来50岁以上女性利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受孕的例子屡见报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育年龄提高的趋势会到来。但科学本身是一把双刃剑，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带来问题。我们目前最担心的就是这种技术被滥用，医疗界期望能有具体的行为规范指导操作”。作为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中山大学附属diyi医院副院长周灿权并不掩饰他的忧虑。
和人们熟悉的“高龄产妇”相比，更引人注目的是“超龄产妇”。目前，周灿权所在医院给“超龄产妇”定下的门槛是45岁，且业内“没有统一的红线。”而在香港和欧洲，这条年龄的“红线”分别是37岁和40岁。
事到如今，仍然无人知道60岁的文姨从9楼跳下那一刻心里想的是什么，只隔了不到两分钟，她丈夫也从同一个地方离开。
10年前，一对在知天命之年选择产子的夫妇，其实并不能知晓自己10年后的命运。
二十年间：产妇从高龄到超龄
事实上，50岁生育在过去的10年里没有像他们那样轰动。
2012年1月31日，湖北省中山医院，55岁的刘红(化名)在24岁的独生子病逝后，产下了一名“试管女婴”。2008年8月，53岁的王英(化名)用自己的卵子经过5次试管婴儿手术，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产下一男婴。2002年，她的独子车祸死亡。
从全国范围的医疗机构来看，继1988年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试管婴儿首获成功后，上个世纪90年代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奠基期。1989年，广东省首例试管婴儿在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现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出生，1990年，中山大学附属diyi医院也成功突破了该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此后的20多年间，广州获得卫生部批准的“人类生殖辅助技术”和省级批准医疗机构一共有6家，分别是中山大学diyi附属医院、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的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和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还有几家被批准筹建或正在试行中。据粗略统计，截至2010年，在广州各医院接受试管婴儿手术的人约有3万多例次，平均成功率约为30%~40%。这样估算下来，21年里，在广州各医院做完手术后，成功从妈妈肚子里顺利出生的试管婴儿约1万多人次。
“经过20多年的发展，50岁生育今天在技术上已经完全不是问题。摆在医疗机构面前的是伦理和社会难题。”周灿权说。
年龄限制：香港过37岁不能申请
“50岁以上的父母，本身身体机能就在走下坡路，让他们照顾新生儿已经非常吃力，转眼到了花甲之年，再等小孩起码成长到20多岁才能基本独立生活，那时父母都已经是70多岁。这个年纪的父母本来就应该是接受照顾的，但你说到底是谁照顾谁?”周灿权说。中山大学附属diyi医院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对年龄有一道明确的“槛”“超过45岁，我们的医生都会尽量劝阻对方。”
“当然，很多找我们的夫妇都有各自不幸的理由和无比坚定的决心，医生经常会产生同情的心理，但这个解决他们心病的方法也许会导致一个错误的结果，失误可能是远期的。”周灿权认为。
“年龄绝对是一道坎。一般来说，超过43岁的人我们都会建议他们放弃。”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助孕中心副主任刘见桥说，这是因为年龄越大，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成功怀孕的成功率就越低，“女性年龄越大，卵子的质量就越差，怀孕的成功率自然就越低。”
按广医三院的统计，目前35岁以下女性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成功受孕的比例为48%，如果女性年龄超过了40岁，那么成功率就只有15%~20%。不仅如此，高龄女性借助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也可能面临着更高昂的代价，“由于成功率低，如果一名35岁以下的女性花3万元左右就能成功受孕，那么一名40岁以上的女性可能花十几二十万元才能成功。”刘见桥说。
即使侥幸成功了，怀孕过程中高龄孕妇也要面临着比别人更大的挑战。“例如流产，统计显示一般年龄段人工受孕后的流产率为15%，而40岁以上的女性，这一比例会达到30%~40%。”与此同时，高龄产妇所怀的孩子，畸形的发生率也比普通年龄段女性的高很多，而她们自己在怀孕过程中也得面对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等非常危险的合并症。
当然，在年龄上设“槛”并非广州医疗机构独有的做法。在香港，这个“门槛”要严格得多刘见桥说，香港辅助生殖技术在公立医院属于免费服务，如果女性年龄超过了37岁，那么其申请就会被拒绝。他解释说，在香港，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对于公立医院来说其实是一种社会的公共资源，“所以他们认为应该把大部分精力放在那些成功率高的人身上。”他透露，在欧洲，这个年龄的限制则是40岁。
残酷现实：成功率不到五成
“作为医生而言，我们还是希望行业能有具体的操作规范，否则很难保证技术能真正准确用于‘该用的人’身上。”去年年底同样发生在广州的一富商养育八胞胎事件，至今让周灿权耿耿于怀。“就像很多娱乐界的明星不顾高龄想尽办法产子一样，看到这样的事件，理性的人当然会考量其危险性，但急于想解决心病的人就得到了非常恶劣的示范效应。”
在他看来，过去20多年的发展，已使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深入人心。“国内目前还看不出寻求辅助生殖技术的人群年龄有所增长。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寻求辅助生殖技术生育的人群年龄逐步提高肯定会是一个趋势。生活压力大，结婚生育的年龄逐步推迟，现代人对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需求，这些都可以让我们预见到，高龄产子的趋势总会到来。事实上在发达国家早已经出现了。”
然而，技术的进步同时带来人们对科学的迷信。“在很多人眼里，已经认为辅助生殖技术是万能的，实际上我们目前的成功率也不过是45%。”周灿权感叹。
“科学永远都是一把双刃剑，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带来负面的效果。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说到底对人体还是一个创伤的过程，对胚胎的发展也可能有一定影响，过去的高速发展可能未能完全暴露技术在解决问题同时又产生的问题。而现在我们应该有所正视了。”周灿权坦承，“我们很难让老百姓像专业人员一样不断反思行业和技术背后的东西，所以我只能不断和医务人员说，在面对病人时必须在介绍技术的好处时解释清楚可能带来的问题，必须灌输和传播正确、理性的观念。”
专家建议：辅助生殖需要理性对待
年龄“门槛”之重要，除了涉及优生优育，还关系到孩子的成长。“如果碰到超过40岁前来求诊的女性，我首先会问她们一个问题：‘你的家庭环境怎么样?刘见桥解释说，他发现很多打算来做人工辅助生殖的患者有时很盲目，往往只看到眼前一个迫切的需要想要一个孩子，但却没有想过，孩子生下来之后怎么办?
“假设一对夫妻生孩子时已经45岁，那当他们到了60岁退休的时候，孩子才15岁，如果这个家庭经济状况很好，可能还无所谓，但如果家庭环境捉襟见肘，就无法给这个孩子正常成长所需要的条件。”
不仅如此，作为父母，除了赋予了孩子生命，还必须陪伴他们成长。“孩子的成长不仅要物质条件，更需要父母的陪伴，试问一对四五十岁的父母，哪有精力和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追逐、打闹，他们之间由年龄差距带来的种种矛盾会在以后的岁月越发尖锐，从而引发很多伦理的问题。”
有专家表示，年龄过大的产妇会分散精心养育婴儿的精力，一些年龄偏大的产妇为年龄而产生羞怯感，不利于婴儿成长。高龄父母经常要面对的尴尬就是很可能被误认为是孩子的隔代亲人，孩子长大后，又会追问自己是“怎么来的”，他的试管经历是说还是不说，这都面临着很多尴尬和难题。
然而，无论是周灿权还是刘见桥都承认，设置年龄“槛”在国内医疗机构中目前并不是一个强制的规定。“这要看医生的理性和良知，不排除个别医疗机构出于某些原因的考虑，不一定会拒绝高龄产妇。”刘见桥说，他曾经就遇到过一个45岁的女患者，在他这里“碰了钉子”，后来就到别的医院去做。但前前后后折腾了几年，花费了十几万元都没有成功。
“行业有这个共识，但是并无明文规定，到底几岁的产妇算是‘超龄’，没有这条明确的红线。目前各个医疗机构都是靠自律。但为什么定在45岁，而不是46岁，只能说，需要这一条红线。”周灿权认为。
“对于每个想求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个体来说，确定年龄这个门槛看起来也许有点残忍，但是作为一个行业，我们应该着眼于保护更大群体的利益。”周灿权强调，作为广州最早开展人类生殖技术机构的负责人，他为技术近年来被“滥用”的趋势倍感忧心。
记者手记：独生子女死亡谁来养老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目前采取辅助生殖技术的超龄产妇背后大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独生子女死亡、在地震等天灾中丧子丧女。他们无法面对没有子嗣、无人照顾的凄凉。
在本次两会中，也有代表针对“独生子女死亡”的情况提出了解决办法。全国人大代表赵超称，独生子女伤亡家庭承受着精神与经济的双重打击，成为新的社会弱势群体。现有的国家计生扶助政策，每月对独生子女伤亡家庭每人补贴一百元。这样的救助力度不够，建议独生子女死亡家庭老人由政府解决养老医疗问题。或许这样，至少可以减轻老人晚年的经济压力。
